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今天是历史的延续。述往事，思来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今天依然是我们从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资源。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化的“大一统”精神，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民族认同、国家统一的文化意识，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个崇高目标而贡献力量。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服务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必有之义和生命之源，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克绍箕裘”、再创辉煌的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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