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地区开拓发展的历史，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与护卫长城防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的屯田实边与辟置郡县举措，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秦汉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河西、辽阳三大新经济区。西汉时，新秦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汉书·匈奴传》。明代军屯、民屯之外，还行“开中”法鼓励商屯，遂使“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张文忠公全集·行实》），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五杂俎》卷4）。北疆交通网络最初也是直接由于构筑长城防务的军事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畅达无阻的交通网道是运输粮草、调集兵马，使长城防线贯通一气的动脉。构筑长城和屯田实边、开辟交通以及互市贸易相辅相成，从而发挥了传播先进文明、开发边疆、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长城本身不过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盐铁论·险固》）的战略防御设施，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史记·匈奴列传》），而标榜“众志成城”、斥长城无用的清朝恰恰又深深地陷入闭关锁国的泥潭。事实上，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汉武帝时曾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即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汉书·李广利传》），招致惨败。这之后才“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西域传》）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毋庸讳言，长城本身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家、军事家手中，长城的效应也不尽相同。但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提及“中国最初进入中亚，急遽创造同继续保护这条通道”时所述，“看一看这种前进政策功成圆满所经过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们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展长长城以及后来汉朝猛进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开辟与西方交流的通道，“以通西北国”（《史记·大宛列传》），显然是西汉在西域构筑障塞亭燧的战略构想。所谓“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在这里，长城绝非是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修筑长城所表现出的这种开拓、探索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运用万里长城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汇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耕文明和畜牧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长城沿线诸如榆林红石峡“华夷天崭，蒙汉一家”的巨幅石刻、各民族和中外文化荟萃交融异彩纷呈的甘肃敦煌石窟及大同云岗石窟、被定为中国邮政标志的嘉峪关魏晋墓室《驿使》图、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其间所折射的文化意蕴堪称是长城精神的真实写照。两千多年来长城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构成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客观依据，而这种底蕴、内涵又与长城极为雄伟博大的景观所激发出的豪情壮志竟是这样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最终积淀熔铸成勤奋智慧、坚韧刚毅、开放交流、开拓进取和充满向心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今天，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已不复存在，兄弟民族之间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但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碰撞中融合的历史见证，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长城将万古长存！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长城所象征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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