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久远广阔的时空跨度，被赞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人工建筑奇迹。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深远巨大的影响，也积淀和凝聚了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鲜明地体现出构筑者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熔铸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人们往往从长城厚重纷繁的历史底蕴中抽取含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比喻和象征，各种比喻或象征之间的反差非常之大。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拿长城作为某种比喻或象征，从长城斑驳多彩的内涵中撷取一二自无不可；但如果是以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应在严肃考察长城历史作用的前提下，选择其最本质的特征、最能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内涵加以考辨、阐释和弘扬。
勤奋智慧与坚韧刚毅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构筑长城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军事效应是评价长城首先要辨明的前提。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新书·过秦》）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汉书·匈奴传》）明代因火炮应用于战争，攻城之矛愈益锋利，但守城之盾也相应强化。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极其坚固，明守军也广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时代，长城的防御作用仍可发挥。
　　当然，对修建长城效益的评价，也不能脱离对其相应所付出代价的估量。构筑长城无疑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但其中在相当一部分地段则是依山势关隘而建。北魏修建六镇千里长城，“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资治通鉴》卷136）而在许多朝代，例如明代，主要是调动军队施工，一般民众的负担尚未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因此秦以后就再没有因修筑长城而激起民变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有得力的朝臣边将主持，就可充分发挥长城的御边作用，其巨大的社会效益难以估量。以明代为例，嘉靖年间俺答部屡屡入寇，边民“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弃而不耕，屯田荒芜，盐法阻坏，不止边方之臣重苦莫支，而帑储竭于供亿，士马罢于调遣，中原亦且敝矣”（《明穆宗实录》卷59），边防失修造成的损失远比构筑长城的投入巨大得多。而隆庆万历年间增设城防、有效抵御入侵并进而促成汉蒙和议后，仅从直接经济开支来看，即每年“所省征调不啻百万”（《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
　　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长城便是这种生态环境差异和农牧民族冲突的产物。中原王朝既然无法彻底清除飘忽不定的对手，又要时刻防备突如其来的偷袭，广筑长城在中国古代较长的历史时期便不失为一种明智有效的对策。至于长城构筑中的设计施工，从位置走向的确定到障、堡、敌台、烟墩（烽火台）等整个防御体系的配置，以至城墙形制结构、选材用料，都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因地制宜，其构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叹为观止。而在极为艰巨复杂的施工过程中体现出的刻苦勤奋、坚韧不拔的精神更为世人赞叹。英人斯坦因在穷荒险峻的西部长城遗址面前曾发出如下感慨：“在这里，汉武帝时那些军事工程专家遇到可怕的天然险阻所表现的坚韧精神以及组织力量又得到显著的证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5页）
　　这一切充分显示长城不愧是中华民族坚韧刚毅和勤奋智慧的精神象征。
向心凝聚与爱国主义
　　中国是由50多个民族凝聚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长年攻伐征战则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但历史地看，只有凭靠长城的坚强护卫，才能遏制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侵扰，才有可能实现长期和平有序的交往。以汉代为例，汉文帝时，“遣将吏，发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敛；景帝时，“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匈奴传》）；宣帝时，则有赖于“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以至“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汉书·赵充国传》）。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也表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对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后汉书·南匈奴传》）。在从中原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也推动了匈奴畜牧经济的发展。这种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汉初牲畜奇缺，将相或乘牛车，但到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盐铁论》），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极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明代隆庆和议之后，长城沿线同样出现“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凑，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无梦园集》卷2）。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居然“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蒙古族非但“孳牧渐多”，而且逐渐改变单一畜牧经济结构，“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宝颜堂秘籍·夷俗记》）。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明穆宗实录》卷23）。隆万年间之所以呈现汉蒙互市“华夷兼利”的局面，显然与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密不可分。张居正深谙长城边防与和平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在达成“隆庆和议”之后，他仍再三强调“桑土之防，戒备之虑，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加损乎！”并特命宣大总督王崇古“教督诸臣，比常倍加防守”，把“城堡及时修并，边境之险渐次可复”列为“所当修备”的“四要”之首（《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内在关联的辩证关系。农牧民族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汉族“边人大都五分类夷”（戚继光：《陈边情及守操战车》）；而蒙古族渐习华风，竟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两朝平攘录》卷1）。
　　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疆城稳定、边防巩固；也体现于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民族关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处，包括在价值取向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畜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结在一起，才最终使辽阔的北部疆域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方面，长城防线发挥了联结、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非只是汉族中原王朝修建长城，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入农耕地区后，也都相继构筑长城。长城是中华各族共同建造的历史丰碑。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沿着这条既是军事防线又是经济、文化汇聚线的长城地带融入汉族之中。长城蕴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
开拓进取与开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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